《二十二》:审视者的良心,对于逝者和生者的尊重

08-19 17:37 首页 凤凰网文化


编者按:昨日凤凰网文化在网站和微信公号上一同发布的《<二十二>:被消费的慰安妇和她们的失语困境》一文引起了很大争议,引起讨论之热烈,从后台如洪水般灌入的评论中可见一斑。在众多评论中,有一位读者问起:“想写文反驳这位作者的观点,凤凰接受吗?”


在得到编辑肯定的回复后,这位读者在昨天深夜将文稿完成并发送到了编辑邮箱,于是便有了今天分享给大家的这篇推文。文章标题原为《<二十二>:审视者的良心,对于逝者和生者的尊重——驳凤凰文化8月15日刊载<被消费的慰安妇和她们的失语困境>》。


凤凰网文化以“时代文化观察者”为定位,保持媒体应有的开放态度,愿为大众搭建发声的平台,欢迎持不同见解者留言评论或投稿,编辑将择优发布。投稿邮箱:youhh1@ifeng.com(请在邮件主题标明“投稿”)


2017年8月14日,《二十二》纪录片正式上映,很难说我是以什么样的心情去看这部电影,在此之前,对于历史,对于这些老人,我仅有零星的模糊的了解。观影之后,种种感受冲击内心,宛如影片的最后一段,大雪纷飞,一种空寂感油然而生。时节更替,昔日黄土白雪,转眼草色青青,逝去的生命,连同那逐渐微弱的声音,就这样淡出银幕,日久,也许同样会淡出人心。


8月15日,看到《被消费的慰安妇和她们的失语困境》一文,作者之视角、观点、论述,引起了一定争议。每一个观影者,在他进行观看的时候,他置身于影片所展现的人情世理中,也跳出影片,将目光从他者身上移到自身,他同时成为了自我的审视者,这种审视迫使他发问,也迫使他回答。我自有不理解与不赞同的部分,故而写此一文,愿与诸君讨论一二。


纪录片《二十二》剧照(图片来源于网络)


失语的“慰安妇”?


“从《三十二》里展现苦难的韦绍兰老人到《二十二》里克服苦难的慰安妇群体,见证的正是媒体中慰安妇形象从民族主义化、国家伤痕化到煽情化和消费化的历史。慰安妇们一直在被观看,却一直在失语,她们面目模糊的群像承载着太多不属于自身的情感和期待,最终将真实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


作者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媒体中“慰安妇”形象经历了一个民族主义化、国家伤痕化到煽情化和消费化的过程,并且“慰安妇”一直在被观看,却一直在失语。


什么是民族主义?《政治学大辞典》里给出的解释是,“强调人类社会的民族特征并主张按照这一特征处理国际事务特别是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的政治思潮和政治运动。一般来说,它主张国家以民族为基础,每一民族都应建立自己的国家。社会政治制度必须适合民族特性,文化统一为政治统一之前提。”而“慰安妇”,依照片中介绍,这原是日本人对这些女性的称呼,作为受害方,更愿意冠以“性奴隶”的称呼,以此来明确受害者的真实情况。将“慰安妇”与民族主义结成关系,不免有顺应当前国内某种情绪泛滥之义,“慰安妇”的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是特殊环境,特殊条件下,由于战争导致的人的侵害的问题。为“慰安妇”发声,以及争取必要的权益,是基于历史事实,还原真相,救助受害者的行为,这与民族主义没有必然关系,而假借替“慰安妇”赢得历史应得之尊重、道歉之名,来发泄某种仇恨,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


韩国公交车装慰安妇像,提醒民众勿忘历史(图片来源于网络)


“慰安妇”的经历,无疑是一段惨痛的经历,惨痛在于她们经受的身体和精神的双重伤害,这种伤害影响了她们此后本该拥有的正常生活。这种伤害的承载体,是个人本身,而后才是国家、民族。将个人的伤痛不加克制的呈现,将历史上的群体的错误,毫无理性地不加区分地依然归咎到今日的群体,以此来煽动大众的情绪,这是煽情的体现。不可否认,国家伤痕化与煽情化,确实存在,而“消费化”这一情况,则隐含着一种误读,是谁在消费谁?作者认为“慰安妇”是被消费的对象,这种消费具体体现在她们被“观看”,也就是被镜头“入侵”生活,被制作成影像,她们的苦难在违背自身意愿的情况下被挖掘,被放大,她们毫无隐私可言,被人知晓曾经的经历,受到了形式主义上的过度关怀以及过度打扰。而消费者,无疑是观看影像的人,讨论“慰安妇”的人,在实际生活中介入“慰安妇”群体却无法给她们带来实际帮助的人。如此一来,原本呈现“慰安妇”生活,以期人们可以了解那段历史的制作者的初衷,被予以别样的解读,尤其导致了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慰安妇”的失语,她们的真实意愿、情绪等等都被抹杀,并没有受到“公正”的对待。


纪录片《二十二》剧情(来源于网络)


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则是:“慰安妇”失语了吗?她们失语的表现在哪里?她们为什么会失语?以及她们如何可以不失语?把这一切聚合起来,就是她们应该得到怎样“公正”的对待?“慰安妇”确实失语了,大部分失语了。从片中来看,她们不愿意回忆自己的过去,或者回忆过去时哽咽、流泪,对于那段难以启齿的经历,她们选择了遗忘,或者的确遗忘。这种失语本就是一种真实的状态,与她们所处的环境,长达几十年的生活息息相关,诚如文中老人提到的那样,“媒体当着她孩子的面采访她那段历史,让她如何说得出口?”那种因为“性”导致的耻辱,不仅是一个老人,她的家庭所要背负的重担,也是我们文化中最隐晦的,难以被理解和原谅的习性。


这种失语并非刻意营造,而是现实使然。而希望她们开口,希望她们陈述历史,是在挖掘苦难,带着目的,也带着伤害。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从《二十二》之中就看不到这些老人们个体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她们本身的意愿和情绪,并不意味着我们就选择了忽视和遗忘,事实上所有观影过后有所感悟的人,已经在通过不同的方式发声,这就不是忽视和遗忘。她们个体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在于她们来自不同地域,成长于不同环境,在成为“慰安妇”后的生活迥异,染病早逝,未婚不孕,残疾孤独…她们本身的意愿和情绪,有恨,有原谅,有缄默…

 

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外围墙上展示的几十位“慰安妇”幸存者的相片(图片来源于网络)


观看:人的视角


“更糟糕的是,由于导演宣扬一种看似人道的,“不用苦难吸引受众”的模式,大部分时候都在记被拍摄者的生活琐事,造成了既打着关注慰安妇的旗号曝光被拍摄对象的个人生活,又用着几个还在幸存的慰安妇片段式的生活经历代表了庞大群体经历,并没有在表达慰安妇相关的深层社会问题上有所挖掘和建树。军国主义和时代悲剧已是大众烂熟于心的部分,战后慰安妇所面临的多重社会压迫却鲜有人关注和了解。”


作者认为导演一面努力还原“慰安妇”也是普通人的事实,另一面却用“慰安妇”之名进行宣传,是“去政治化”的自我矛盾。从观众的角度,我们去看这样一部朴素的纪录片,的确是因为片中老人“慰安妇”的身份,“慰安妇”已经是一个无法撕去的标签,这是无可争议的,恰恰是因为这个标签带来的不解之谜,某种程度上勾起了观众的观看之欲。然而撇开苦难本身,影片的目的不是要讲述老人们有多痛苦,而是反映她们的生活,生活之外的东西是留给观众的,历史是需要观众去了解,去认识的,她们的存在,是需要人们去正式,去记忆的。从这点来说,“慰安妇”与这群老人无法割裂,所谓的自我矛盾,不过是硬要把它们区分而片面强调其中之一而已。


通过片中这些老人,我们可以发现她们遭受到侵害的时候,不过十几岁,再大一点二十几岁的年纪,如今都已八九十岁,在拍摄完成至上映的两三年中,又过世了大半,这是一个个鲜活生命的逝去,已经表示着曾经那庞大群体的消失。几个在世者自然无法“代表”曾经庞大的群体,但导演是否有“代表”的意图,还是说只是通过镜头去讲述她们的生活,这点观众是有能力做出自己的判断的。


中国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幸存者黄有良8月12日在海南家中离世,终年90岁(图片来源于网络)


观看者是人,被观看者也是人。观看可以有多种解读,但最核心的解读,是人,人自身的存在,人的生活,是实然的呈现。片中至少可以看到三种状态,作为人一生要经历的状态,“老”、“病”、“死”。老是自然,病是自然,死是自然。不自然的是她们的标签“慰安妇”,她们因为这个标签而受到的对待方式,人与非人的差异。正是因为此前“非人”的差异,在已步入老年,病痛缠身,死之将至的情况下,人如何继续着作为自身的存在,去处理自身和他者的关系。片中老人,或有养女,或有中日混血的儿子,或有儿媳,或独身,她们怎么生活?怎么去感知周围人对她们的“照顾”?她们怎么去看战争时期伤害过他们的日本人,怎么看自己的故乡?等等。


至于影片中反映的问题,很难明白作者所谓深层浅层之分的标准在哪里。“此外,影片同样没有深入剖析和追问慰安妇遭遇的父权社会的压迫,没有反思“受害者耻感”文化是否合理。”是影片本身要剖析与追问,还是观众要剖析与追问,是影片本身要反思,还是观众要反思?这部100分钟的纪录片,22个老人,截至上映之日,活在人世的仅有个位数,这种呈现是不是一种反思?所谓的反思是影片直白地赤裸地说“应当”与“不应当”吗?

 

纪录片《二十二》剧照(图片来源于网络)


政治与伦理:反思苦难

 

我们今天评价一部片子好或不好,已经掺杂了太多的因素,其中最显著的是政治因素,其次是社会因素。因为在中国转型时期,这两个因素最容易刺痛人们敏感的神经,是矛盾的爆发点,是情绪的宣泄点,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与社会因素,都有可能被人利用,这才多了很多的键盘侠,这其中,有捧的,有喷的,各种声音,混杂不已。


不可否认“慰安妇”是政治事件的产物,但她们更是活生生的个体,是赤条条的生命,是谁在重复诉说着苦难?是谁在强调历史的重担?这么做,就对么?我们如何看待历史问题?是否一直背负着惨痛的过往?而把这种背负解读成一种受人欺侮的焦虑?大众极其熟悉的那句“忘记,就意味着背叛。”那记忆,意味着什么?是撕开伤疤,任它鲜血直流,还是另一种疗救?苦难若成为工具,那就不是苦难。苦难的存在,是告诉我们,作为人的渺小,作为人,应该享有的被尊重的生命权利,而生命权利之上,是生存权利,是自由与财产安全的保证,这是基本。


纪录片《二十二》剧照(图片来源于网络)


“《二十二》广受好评的另一个原因是,导演称电影后产品销售收益及票房收益都将全部捐献给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用于对慰安妇历史研究及幸存者的资助。出于对慰安妇群体的关切,有部分所在城市没有排片的网友,就自发购买外地的电影票,送票给别人。还有人因为时间/场地安排等等原因无法观看,但是选择买票支持影片。这样的情况下,票房已经不能完全体现出影片的自身价值,而是和募捐行为进行绑定,成为道德消费。”


作者认为《二十二》广受好评的一个原因是影片的盈利将捐献给上师大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导演摆出非盈利的姿态来获得观众对于影片无功利心的好感,符合了在俗世追名逐利中独求一片清净与纯粹的向往。联系到此前作者质疑的“去政治化”的自我矛盾,无法直面“慰安妇”生存压力,生活状态的社会问题。


在影院观看《二十二》的民众大都等到片尾结束才离场(图片来源于网络)


这里又多了个有力的“道德绑架”,何尝不是另一种的“道德绑架”?


不同于“道德绑架”的是对于“帮扶伦理”的讨论。不仅在“慰安妇”的救助上,在其他人群的救助上,帮扶伦理都是绕不开的话题。一方面,面对的群体确实需要救助,另一方面,镜头“入侵”她们的生活,她们成为影像的部分,是为了告知人们这世上有这样的存在,这是宣传,告知和宣传之间,隔着一条模糊的界线。


这就引发了问题,我们基于良心的判断,会认为保护受助者是理所应当的事,那么就意味着她们的存在,她们的话语,她们的一切,在未经许可下不得被擅自传播,那是她们的隐私,可是,作为受助者,她们与救助者之间天然的不平等,让她们失去保护自己的能力,如果没有影像的介入,那么如何才能让更多人信服,她们的“真实”,进而救助她们?存在要有存在的证据,这就是矛盾所在。也许,一个可行的解决路径就是,只允许经过审查的有足够资质的帮扶机构及群体对她们进行救助,同时尽可能保护她们的隐私,减少她们被曝光的可能,比如马赛克,比如化名。


纪录片《二十二》剧照(图片来源于网络)


“就这样,《二十二》和其他众多媒体内容一起,想要用具体的生命故事打开尘封的历史记忆, 但当这些人生故事被要么抽空为空洞的不幸,要么流俗于励志的鸡汤时,慰安妇们的“苦难”被彰显的同时,再次被隐匿了。铺天盖地的关注中,展现的并不是慰安妇,而是审视者的真容。”


既说苦难被彰显,又说苦难被隐匿,到底是彰显还是隐匿,这其中的逻辑限定在哪里?不幸是空洞的吗?生活真切的一切,不就是填补空洞的实在之物吗?励志的鸡汤在何处?对于这些老人来说,生命无多,活着真好,这是励志吗?这恐怕是死前的豁然,正是这死前的豁然,死前的平静,才让人深感其中的悲凉,因为生命将去的时候,生命所需要的尊重,还未抵达。这决然不是什么“岁月静好”。


我无意去揣测作者想要表达的一切,但同样作为一名审视者的我,从道德上说,无权要求别人,只能要求自己。“道德绑架”是病,到底病了没有?是全部病了,还是部分病了?审视者还是先审视自己,也许自己得了病,不自知,反而看别人病发了,自以为自己是拯救者,实际上不过是病入膏肓的另一种伪装罢了。


不知有多少人心里沉重,却说不出话来。不知有多少行动,让人发现其实那些对老人们而言,很无力。回顾,审视,叩问良心,我们能给出什么样的答案?


请给逝者和生者一份善意的尊重。



首页 - 凤凰网文化 的更多文章: